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及其政治滥用(节选)（下）
◎罗宾·蒙罗（RobinMunro）
上海模式
1987年后建立的新安康系统均以上海市精神病管治医院(于1985年5月建立)为模式。1986年4月，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就“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强行入院颁发了一套详细的规章。这些规章迄今仍然是全国最具体的一个版本，说明精神病犯罪者进入安康医院的关键步骤：首先对被拘留者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一旦认为此人不应负法律责任，公安部门有全权下令将其强行入院；大部分案子里,法院不参与此过程。不久后，全国其它城市和省政府，包括天津和广东，都颁发了类似的规章。
可以说安康系统的多数病人确实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犯过谋杀，强奸，纵火等罪行。然而，那些描述安康系统的作用和目的的官方文件表示某些和平的政治犯们也被当作最“危险”和“具政治威胁”的精神病犯罪者们，因此可以在这样的地方被关上很长时间。有关什么样的精神病犯罪者得以强迫入院的具体标准可以在中国一些公开发行的资料中找到。这些标准可能会因资料而异，但最完整的可见于1990年出版的官方的警察工作大全《中国公安百科全书》。此书解释有三种人需要被警察作强制性精神病监护：
“一是流浪街头、抓吃抓喝、赤身露体、蓬头垢面、影响社会观瞻的‘花疯子’；二是呼喊反动口号，书写反动标语、反动信件，向群众发表反政府演说，评论国内外大事的‘政治疯子’；三是打人、骂人、追逐妇女、老人、儿童，砸毁公私财物，杀人，放火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武疯子’。”
大全并列出了如何处理以上三种人的具体举措。
“公安机关主要是管理、治疗病情严重、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的五种精神病人：
* 持刀行凶、伤害人命、自杀、放火等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有一定后果的；
* 乱党政机关工作秩序和企业生产秩序、科研教学秩序，造成危害的；
* 经常到繁华地区、公共场所，赤身露体，有伤风化的；
* 呼喊反动口号，张贴、散发反动标语、传单，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
* 外地流入的精神病人，妨碍社会治安秩序的。
“对这种五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收容治疗”。
最后，该政策大全写道：“特别是重大节日和有外宾参观访问时期，要加强对精神病人的收容管理。”本文所关注的是被列为安康中心关押和处置对象的这几类重要人员：第一，“政治疯子”，即那些“很危险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包括“评论国内外大事的政治疯子”；第二，那些被指控为“干扰党和政府机关正常工作”的人，往往包括那些被警察称为“诉讼狂”的坚持不懈的上访者。
另一类被送到安康中心的是那些在监狱里得了“拘禁性精神病”的人。据官方的统计资料,这类精神病在中国近年间迅速增长。官方资料也指出,此类病人当中,不少是那些被判死刑等待执行的人；如果死期将至的压力和焦虑使他们得精神病，他们被认为“没有能力接受惩罚”而被送到安康中心进行治疗直到他们恢复理智可以被处死为止。此外，不少进行绝食的被押者也会被认为是此类精神病的一种，因此也被送到安康接受强制性精神病治疗。
绝大多数国家需要有专为精神病罪犯而设的机构以防备他们威胁公众。然而，至少在现代社会，没有几个国家会把《中国公安百科全书》等文件所描写的那些政治和上访“疯子”列为法律强制的精神治疗对象。前苏联是典型的这样的国家，中国现在采取的步骤与其极其相似，近年来建立的安康系统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于苏联内务部操纵的“特殊精神病院”，其主要作用之一是滥用医学的名义关押成百上千的和平的苏联异议人士。
使用惩罚性的治疗
由于此类机构的高度秘密性，我们对于里面关押和治疗的条件所知甚少。然而，上海精神病院转型为安康中心前夕的第一手资料表示病人们普遍惧怕监护人员。这些人员经常对他们施加各种刑罚的威胁。这份材料是一名曾在1987初被关押在上海市精神病管治院的女政治犯写的，里面还详细记载了其它几名当时被关的“政治疯子”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监狱和该医院]唯一不同的是二者的惩罚方法不同，监狱使用的刑具是手铐，医院使用的是医疗器具…
“在医院中病人如不听话，医生就给他增加药物，除了吃饭只想睡觉，时常抽筋。这里并非是民间医院，三、五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这里关了、五年还是短的。况且每天还要做七小时的工。吃药多的人，口水都控制不住往外流，经常眼睛向上翻起，不能翻下来。走路很慢也常摔脚。
“如果那个人要受惩罚，就把她的床抬到食堂、兼车间的地方，用带子穿过铁床架子的洞，把她的四肢绑在床上。这样护士可以从早到晚的监视她。每天做工的时候，睡觉的房间是锁起来的。有时会同时惩罚两个人，白天大家在做工，看着她们手脚绑在床上，大家默默无语，低头干活，晚上回到睡房，看着床被抬走，留下的空位置，心里都揪一把冷汗，不知何时就轮到自己。你可能因为托探望的人带信，被医生发现而受罚。也可能是因为你与医护人员的走狗争了两句而受罚。当要惩罚人的时候，睡房外面(食堂）的警报就响起，立刻会有好几个警察一起来，把你帮在床上。
“在一种就是打针。一种是肌肉注射，一种是静脉注射，它要比前者痛苦的多。我看见有的病人静脉注射后，舌头会变硬变大，以致于嘴里放不下、她们把舌头伸到外面。打过几天针，脸上的肌肉都僵硬了、双眼定样样的。有如蜡塑的面具，脖子也转不了，需要看到的方面时，只能慢慢地转过身来。
“还有一种是电针。病人称之为电蚂蚁，是用电控制的针灸。有三重电流，电流越高越痛苦，痛苦的程度还取决于使用的穴位…在民间医院，当对病人实行电休克时，都是禁止让其它病人看到的，而在这里，医疗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成了医生维持其控制的刑法。当他们要惩罚一个人时，她们就叫全体病人站在她的床边，病人痛苦地抽搐、惨叫：‘我下次再也不了，我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结束时，护士对全体病人训话，谁下次违犯纪律就合她一样。大家低头不语，因惧怕脸色苍白。”
全文的手稿于1995年在一些人权组织中传播，然而作者的名字与身份因为个人安全原因目前不能泄漏。根据这份材料，她所在的病房有20个妇女，其中3个是政治异议人士。而且，“在这里，杀人犯之间可以自由的交谈，而政治犯是不允许的。杀人犯随时监视我们，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医生。”根据该材料，三个女异议人士之一被收容的理由是：“他曾到街上演讲反对物价高潮（涨）。她说，由于物价促涨，人民生活降低，政治腐败，当官的通过官倒发了大财，这在毛泽东时代都是未有的。”
最近得到证实的一桩有关政治异议人士被关进上海安康医院的例子是李达(音译)，一个曾在1989年5月参与民运活动的上海市一家电器厂的年轻工人。于1998年7月被捕之前，他先后三次站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门外发布传单呼吁平反1989年6月4日被政府镇压的死难者，呼吁进一步开放中国政治民主，呼吁纪念台湾国庆日的权利。次年2月李的情况在美国之音被简单报道，根据是他从上海安康医院偷送出来的一封信。从此他杳无音讯。
以“净化”为名的暴虐
另一事例牵涉到北京安康医院的一桩死亡案件，说明至少到1993年工作人员对病人的暴行还是经常发生的。那年的3月，作为北京争取2000年奥运会的一部分，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视察体育和其它设施。在他们到达前的几周中，为了增加北京取胜的机会，北京当局作了一系列准备，其中包括从街头清除无家可归的人，穷人，和精神病人，把他们送回原籍或临时收容所。北京安康中心据说是这次“净化”工程中精神病人的去处。有一个弱智病人叫王朝儒(音译)，41岁，与父母住在城南。根据当时《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纪思道和吴雪丽在他们1994年《中国醒了：夺取新兴强国的灵魂》一书中对此事的详细陈述，国际奥委会抵达北京的两天前，一名警察在一位张姓街道居委会成员陪同下来到王家：
警察要把王带走，但这位弱智者大喊大叫表示抗议。警察和张走了。次日早晨，张回来了，这次有两个警察……。他们没有逮捕令或拘留令，他们也没说王犯了法或伤害了他人。他们没有说任何要带他走的理由，他们只说他必须跟他们走。“我不去，”王惊恐地喊。“妈，爸！”他向大床的一角奔去，双臂护着头。他父母知道这样反抗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两位警察把他们惊恐的儿子抓走。王的惊恐是有原因的。一年前，作为美化北京迎接全国人大召开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警察把他带到京郊的一所精神病院，打得他血肉模糊。几天后，他们开车把他送到天坛，把他扔在前门的树丛里。王走了两个小时才找回家。
三月七日当奥委会代表团参观北京的体育设施时，王的父母焦虑地等待他们儿子的消息。两天后，天刚亮不久，一辆警车来接他们，但警察说他们只能去一个人。极度焦虑的父母想象他们的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可能昏迷不醒，就坚持两人都去。警察最后妥协，把他们送到房山一家与公安局有密切关系的医院……。他们到了后，警察把他们带到一间办公室。“人已经死了，”一个官员通知他们，“我们已经验过尸了。”
后来，夫妻两人向外国记者描述他们在医院停尸房看到的情形：
“我们儿子的脸上全是血，”父亲缓慢而迟疑地回忆着，象是和自己在打架，希望告诉世界真相但又怕承受回忆的痛苦。“他的头发都被血染红了。他的嘴唇被割破，他的眼睛被刺穿了，好象暴裂了，后来又肿得合上了。”“在他背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有人肯定把警棍戳进他的背部。他的臀部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儿子的小腿肚子，”他一边说，一边摸着小腿，“有这么大的肿块。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告，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告不赢的。’我们把他火化的那天，他们给了我一个包，里面有5千元钱。他们没说这钱是干什么的。”
北京公安局和位于首都的两家医院有密切的组织关系：一家是滨河刑事医院，位于北京第一监狱(在五年前拆迁)的地域内；另一家是北京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管治院，位于城西南郊区的房山县。即使今天，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恐怕没有几个听说过“安康”这个词，所以并不奇怪上述案例的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王朝儒死的地方就是北京安康医院。然而毫无疑问那是他死的地方。
如此非人地使用安康机构，以及将政治犯作为精神病人进行关押，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苏联的例子上，国际精神病学团体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摆在国际社团面前的挑战是找到其发挥影响的途径，以保证中国的秘密安康系统和其它精神病院不再被安全部门当作长期的弃置政治或宗教异议人士(当他们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将这些人定罪时)的地方。实现此目标的第一步是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和其成员国的学术团体们应当寻求直接进入中国的安康网络和其它精神病监护所，独立地监督里面的条件和实践。各国和国际精神病学团体的这类努力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鼓励西方政府和欧洲联合体重视这一问题，将中国的滥用政治精神病学的这一情况放到近年来已成为中西方关系的中心议题的双边人权对话的正式日程上。
(《人与人权》译,作者本人校对。原载http://202.181.201.237:10089/gate/gb/big5.hrichina.org:8152/subsite/big5/article.adp?article_id=1174&subsubcategory_id=156）
JUDICIALPSYCHIATRYINCHINAANDITSPOLITICALABUSES
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及其政治滥用”节选”
（全文载哥伦比亚大学《亚洲法学杂志》第4卷第1期2000年,http://www.columbia.edu/cu/asiaweb/JAL001.htm）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