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年轻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剃光头，以示对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的抗议，她们还闯入男厕所，以突显女性在公共厕所前长时间等待的尴尬。
为了引起人们对家庭暴力的关注，著名活动人士李婷婷和韦婷婷穿上白色的婚纱，在上面洒上红色颜料，前往首都北京最热闹的旅游区游行，并高呼“不要暴力好好爱”。
这些年轻活动人士善用媒体、无所畏惧，而且与海外女权主义者拥有较强的联系。过去三年，她们怀着正义的愤懑之情走上街头，开创了一种流动剧团式的活动，这类活动在西方十分常见，但在这个威权主义国家基本上还闻所未闻。
如今，她们中有五人——中国新女权运动的核心成员——因为受到扰乱社会稳定的指控而被关押。30岁的艾滋病活动人士武嵘嵘也是其中一员，据称因为警方不让她服用治疗肝炎的药物，所以她目前身体状况欠佳。33岁的王曼是一名性别研究者，据称她在被扣押期间曾出现一次轻度心梗。
这些被拘者——其中包括25岁外号“大兔”的郑楚然——的律师们表示，她们会受到几乎不间断的审讯。
她们于上个月初在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当时她们正试图开展活动，引起公众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的关注。
现在，随着北京的安全人员分散到全国各地，抓捕参与这些引人关注的女权抗议活动的志愿者，许多年轻的女权人士躲了起来。“我们很害怕，也很困惑，”26岁的肖美丽说。她刚刚完成了徒步约2000公里穿越中国的活动，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性侵问题的关注。“我们不明白，我们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引发这样强烈的反应。”
尽管政府已设法确保国内新闻媒体不会报道打压女权人士的消息，五名被羁押女士并非没有引起关注。相关消息在大学校园里传播，上周，超过1100人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在要求释放这些女性的请愿书上签了字。
在中国之外，活动人士利用Facebook和Twitter传播这些羁押人士的遭遇，西方国家政府也发表了一些声明，抗议这些女士被关押。
“如果中国致力于推动女性权利，那么就应该设法解决这些女权活动人士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禁止她们发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说。
从摩洛哥到印度再到纽约，支持者们戴着被关押者的照片制成的面具合影，将照片发到网上。由于其中两人是女同性恋者，还有一人是双性恋者，All Out等海外同性恋权利组织也参与进来，收集了超过8.5万个签名，让#freethefive的标签在Twitter上广为流传。
随着国际上对五女权人士的案子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权利倡导者不禁想起俄罗斯女性异见组织Pussy Riot（意为少女暴动或小猫暴动，pussy同时有阴道的意思——编注）曾经引发的公关风暴。该组织成员2012年因为发起反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的挑衅性抗议而遭到逮捕。
中国政府对政治异见人士重拳出击，前两年拘捕了数十名维权人士。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与他们相比，最近被关押的这五位女权主义者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要大得多。
“很多人觉得，中国政府掌握着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和规模最大的常备军，竟然害怕一群希望让大家关注性骚扰问题的女性，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芮莎菲说。“这中间体现出的权力和多疑的结合，说明了很多事情。”
分析人士称，抑制中国新兴的女权运动的举动，是共产党打击草根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黑色里程碑。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就开始加大对草根运动的打击力度。在早期阶段，遭到关押的是批评政府和倡导政治改革的人。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五位被拘女性的活动只限于家庭暴力和艾滋病毒感染者遭受歧视这样的范畴——政府自己也声称要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不过，维权人士认为，这些女性熟练使用社交媒体，在全国各地组织志愿者，而且她们与外国的组织有联系，还会开展富有创意的抗议和快闪活动，往往能赢得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这显然引起了安全官员的警惕。
在中国，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女权人士和学者长期把持性别平等阵地。专家表示，与他们不同，这些大胆的年轻人推动了女权运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可观的成果。国家立法机构正在审议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反家庭暴力法就是一个例子。
“她们非常成功地通过一些行为引发了关于性别议题的社会对话，”研究中国女权活动的博客作者曾金燕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她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独立、女权主义的草根参与者。”
在1949年上台后不久，毛泽东取缔了包办婚姻、卖淫和缠足行为，后来还推出了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婚姻法，让女性拥有了提出离婚的权利。女性被认为与男性是平等的，但曾金燕认为，她们只是在经济生产中作为一个集体来和男性平等。不过这几十年来，随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毫不掩饰的大男子主义沉渣泛起，强调女性在家庭中角色的传统观念也再度浮现。近几年来，与男性同行相比，女性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担任管理职务的中国女性比例仅略高于2%；25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名女性。
很多“80后”青年活动者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经历了悉心照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读大学期间，他们发现，共产党关于两性平等的纲领已经沦为表面文章。
26岁的韦婷婷在西南地区的农村长大，是典型的新一代女性，具有社会意识，敢于挑战现状。入读著名的武汉大学之后不久，韦婷婷就被西方的女权激进人士所吸引；在上大二的时候，她组织演出了《阴道之道》。朋友们说，这引发了一些男生的怒火，其中一个人在学校进行小组讨论时与她发生了肢体冲突。
2012年，当她、李婷婷和另一名女性准备情人节在北京市中心举行反对家暴的抗议活动时，她讲述了童年时目睹男性当众殴打妻子给自己造成的创伤——这些施暴者当中也包括她自己的父亲。“人们都默认了这种所谓的一个规则，”在当时制作的一则视频中，她这样说道。“大家都默认这是应该可以做的事情，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谁在默认说打男人是OK的。”
作为非政府组织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的项目主管，韦婷婷帮助举办了“为爱走长城——爱滋徒步”（活动名称用“爱滋”二字，为“艾滋”谐音——编注）活动，并参加了在印度和韩国举行的妇女大会。她还在为一部讲述中国双性恋题材的纪录片搜集素材。
“她激情四射，能量十足。你可以在每个活动中看到她的身影，无论是艾滋病、性别议题，还是双性恋活动，”电影工作者范坡坡说。他曾制作过一部讲述组织演出《阴道之道》的电影。当韦婷婷搬到北京后，两人成为了室友。“我总是开玩笑说，她的电影作品比我多。”
今年3月初，韦婷婷和其他目前在押的女士准备去地铁站外分发贴纸及传单，告知大家，要重视男性在拥挤的列车和公共汽车上对女性上下其手的问题。但从3月6日起，警方开展行动，在几座城市拘捕了十来个人。过了几天，其他人都获得释放，只有韦婷婷和另外四人除外。
这些女权人士的律师表示，警察一再藐视中国法律。有关部门不仅拒绝为她们提供药物，而且也没有把拘留她们的事情告知其家人。还有一次，当韦婷婷和自己的律师王秋实会面时，警察就坐在旁边。
“审讯让人筋疲力尽，”王秋实在电话中说。“警察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问她同样的问题，要她在一份供述书上签名。她拒绝了，因为她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在中国，“寻衅滋事”的罪名最高可判处五年徒刑，但如果认定被告组织了多起扰乱公共秩序的活动，则可以延长到10年。
这五人当中，多数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那里的官员拒绝对此事置评。
与此同时，亲朋和其他女权人士感到不知所措。如果本周没有获释——自从被带走当日起已超过37天——她们就有可能会遭到起诉、审判和定罪。
韦婷婷的室友范坡坡说，这五名女性从未想过自己可能会因为这些活动而身陷囹圄。他说，韦婷婷被警方传唤那天，正在洗衣服，于是就把衣物留在了洗衣机里。“很显然，她以为自己几个小时后就能回家，”他说。